锦旗致谢！京讼律师成功代理继承纠纷案，助当事人依法分得遗产

长孙持遗产，分配起争端

BEIJINGJINGSONG

被继承人郭老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银行存款，本应按照其生前订立的遗嘱进行分配，却因部分继承人对遗嘱效力提出质疑、对遗产代管人主张的费用扣除存在争议，引发了一场家庭继承纠纷。郭女士等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委托北京京讼律师事务所王国强律师提起诉讼，最终在律师的专业代理下胜诉，成功分得应继承的遗产。这一场因遗产分配引发的家庭纠纷，还要从这一家人的关系说起……

郭老先生与妻子屈女士共育有八名子女，1990年屈女士离世去世，此后郭老先生便和大儿子一家共同生活。2020年郭家次子去世，虽然二儿子去世，但是二儿媳和孙子对郭老先生的看顾如旧。2019年5月，郭老先生立下自书遗嘱，明确表示自己身后全部存款由长子、二儿媳、三子、长女、次女五人共同所有且均分。

2022年3月，郭老先生重新订立遗嘱调整房产归属，却未对存款分配内容进行变更，且于同月将名下农商行存折中的424000元取出，同日存入长孙的存折中，委托长孙代管存款及其他收入。2022年12月，郭老先生离世，但对于其存款的分配却在一家人中引发争议。

郭家长孙作为存款代管人一方面否认2019年遗嘱的真实性，主张存款应按法定继承均分，还称郭老先生是将424000元赠与自己，该款项不应作为遗产；另一方面，郭家长孙提出为料理郭老先生后事支出232785.16元，要求从遗产中全额扣除，其中包含丧葬期后谢孝、餐饮等多项费用。

更关键的是，郭家第二代虽然有子女八名，但是家中排名四五六的三位子女与郭老先生及四名原告已十多年未曾往来，却因郭家长孙私下承诺给予份额而参与到纠纷中，而即便因为郭老先生的缘故郭家二儿媳和孩子、郭家长女和次女四人与郭家长子一直保持着来往但这一家人在生活中也长期存在矛盾，双方各执一词，遗产分配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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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郭家二儿媳及其子、郭家长女、次女四人的委托后，王国强律师立即投入案件工作，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和零散的证据，开启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工作。

针对遗嘱效力问题，王律师反复研究遗嘱内容，确认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王律师了解到虽然郭家长孙一直声称2019年自书遗嘱系伪造，却并不能提供任何证据。王律师指导郭家二儿媳收集在法定期限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的证据以夯实遗嘱合法有效的基础。

此外，在北京京讼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付璐的协助下，王国强律师逐笔核对郭家长孙代管期间的存款收支记录：从2022年3月存款移交，到后续支付保姆工资、取暖费、取现，再到2024年7月向郭家其他子女转账120000元，每一笔款项都仔细核查凭证，最终核算出遗产实际金额，用以应对遗产范围与费用扣除争议。

在庭审过程中，对于郭家长子一直主张的232785.16元后事费用，王律师结合郭老先生生前“后事从简”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指出2022年12月之后的谢孝、餐饮等费用属于丧葬后的人情往来，并非办理后事的必要支出，且部分费用无完整票据或无法证明与后事相关，仅认可68280元的合理丧葬费用。

此外，律师还针对郭家长孙提出的“存款赠与”说法，收集郭老先生委托代管的相关间接证据，结合款项流转记录，反驳“赠与”主张，明确案涉款项属于遗产范畴。在庭审中，王律师逻辑清晰地呈现证据链，有力回应被告的各项异议，为案件胜诉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京讼律师事务所王国强律师表示，继承案件中，遗嘱的效力认定与遗产范围的界定是核心问题。自书遗嘱需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且立遗嘱人未明确撤回的内容依然有效；同时，遗产管理人或继承人主张从遗产中扣除费用时，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费用的必要性与关联性，非必要的人情往来支出不应从遗产中扣除。

此外，家庭继承纠纷往往涉及亲情与法律的交织，当事人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理性对待家庭关系。若遇到继承纠纷，建议及时委托专业律师，通过法律途径厘清权利义务，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